远洋航路与早期接触
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，随着达·伽马开辟印度航线以及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，欧洲列强逐步掌控了印度洋至太平洋的关键贸易节点。在这一宏大的地理大发现背景下，原本局限于欧亚大陆内陆的物产交换，开始通过海路发生剧烈变革。鼻烟作为一种在欧洲贵族阶层中迅速兴起的提神用品，其原料烟草与制作工艺逐渐通过葡萄牙、西班牙等早期海上势力传入亚洲港口。
明代中后期，福建、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市舶司体系中，逐渐出现了来自西洋的零星货物。据《明史·职贡志》及相关地方志记载，早期传入的鼻烟多为装在玻璃瓶或金属盒中的粉末状烟草，主要作为贡品或富商巨贾的奇珍异玩。这一时期的接触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和小众特征，主要局限于通商口岸的少数精英群体，并未在广大社会层面形成规模化的消费习惯。
工艺融合与本土化尝试
十六世纪中叶，随着葡萄牙人占据澳门，中西贸易通道进一步拓宽，鼻烟的制作技术开始与中国传统的香药文化产生交集。欧洲人习惯将烟草研磨后混合香料，而中国工匠则倾向于将烟草与沉香、麝香、丁香等名贵中药材共同熏制、研磨。这种技术上的改良，使得鼻烟的气味更加醇厚，符合东方人对嗅觉审美的偏好，也为后续在宫廷内部的流行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明代晚期，景德镇瓷器工艺的巅峰状态为鼻烟的盛装容器提供了绝佳载体。虽然鼻烟壶在清代达到鼎盛，但在明末，精美的青花瓷瓶、紫砂小罐以及象牙雕件已开始用于盛装鼻烟。这些容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，更逐渐脱离单纯的器具范畴，成为文人雅士案头清供的一部分。器物风格上，既有模仿西洋造型的器物，也有严格遵循中式传统纹饰的作品，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同化能力。
宫廷风尚与社会渗透
十七世纪上半叶，明廷对西洋物品的接受度有所提升，鼻烟逐渐进入宫廷视野。虽然缺乏严密的宫廷档案详细记录每一笔鼻烟交易，但从现存的明代晚期文物来看，皇室成员及高级官僚中已有使用鼻烟的记载。鼻烟因其便于携带、使用快捷且具有一定的药用联想（如通窍、提神），迅速在高层社交圈中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和社交媒介。
与此同时，这种风尚通过沿海贸易网络向内陆渗透。江南地区的文人阶层深受商品经济繁荣的影响，对新奇事物保持着高度敏感。笔记小说如《陶庵梦忆》等文献中，虽未直接大篇幅描写鼻烟，但关于文人雅集中交换西洋小玩好的记载屡见不鲜。鼻烟作为其中一类特殊的“雅物”，伴随着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的输出，逐渐在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了一种隐秘而精致的流行风潮，为清代鼻烟文化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。
